清同治9年(1870年)7月26日，两江总督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，由众护卫护送返回督署，途中却被独行刺客张汶祥所杀。此事轰动朝野，慈禧太后惊问：“此事岂不甚奇？”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：“很奇。”

　　更奇的是，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，主审大员奏案含糊，期间虽有曾国藩、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，却始终未得真相。次年十月，张汶祥被剖腹挖心，以祭马新贻之灵。

　　由于“刺马案”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，难免传闻四起，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，后人将“刺马案”与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、“名伶杨月楼案”、“太原案”并称为“清末四大奇案”。

　　张汶祥为何“刺马”？清廷给出的答案是“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”、“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”，但更有危言耸听的说法将“刺马”描绘成 政治暗杀事件——无功无德的马新贻居然坐上两江总督的位子，与曾国藩平起平坐，圣恩何以如此眷顾？据查张汶祥本是湘军，而马新贻上任后曾严厉惩治湘军游 勇，案发后清廷又派“湘军老祖”曾国藩主审，这其中又有何奥妙？……

在互联网沟通世界的时代，人和人直接可以通过各种网络进行接近于随时随地的沟通，在如此宽广的舞台上，个人意识被无限制的扩张了，原有现实生活中不明显的 人格得到了舒展。网上意识的自由与现实中被不可控力束缚的矛盾在不断加剧，现实中无法结识的人在网上因为自由意志的契合而成为好友。如同分子聚合般，将具 有可亲和的新人格聚集起来，形成稳定的分子链——小众团体。

次文化在社会学中，是指在某个较大的母文化中，拥有不同行为和信仰的较小的文化或一群人，亦称亚文化。次文化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差别，在于他们有意识自己的服装、音乐或其他兴趣是与众不同的。早在1950年大卫·雷斯曼（David Riesman）就提出大众和次文化的差别，并且将次文化诠释为具有颠覆精神。大众是“消极地接受了商业所给予的风格和价值”的人，而次文化则“积极地寻求一种小众的风格（在当时为热爵士乐）”。于是“听众……操控了产品（因此也操控了生产者），就如同产品操控了听众一般”。

因此，当一个次文化成员“即使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，也会聆听某种音乐时，他是在一种想像‘他人’在场的脉络下聆听音乐的——他聆听音乐常常是为了要去和那些‘他人’建立起关系。他对大众媒体的观感受到他所隶属的同侪团体所形塑。这些团体不只是在为音乐分高低而已，他们是以一种更细腻的方式，在为团体中的成员选择他们会在音乐中‘听到’些什么。

一个文化通常包含了很多个次文化。次文化和其母文化有很大一部分是结合在一起的，然而在某些特别的面向上，两者之间就会有极端的差别。某些次文化的差异在到达了某个程度以后，会拥有自己的名字。

Dick Hebidge（1981）使用“风格”这个词汇，来表示次文化的流行、态度、暗语、活动、音乐和兴趣。次文化风格与主流风格不同的地方在于，次文化风格是刻意被“罗织”（fabricate）出来的，带有“被建构性”，不同于主流风格的传统性。

而现在的小众次文化则与各种IM、消费类电子产品、新奇互联网应用等快节奏事物结合在一起。